——從無到有，奠定基礎（1978—1994）
處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新時代，汽車產業也正進入全面變革的“新元年”，而展望未來，也不忘回看歷史。“世界上，只有中國汽車走過這么艱辛的發展歷程！回顧歷史的目的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給大家鼓勁。另外，汽車行業內多數人并沒有經歷過產業完整發展的40年，也有必要讓大家了解”，在汽車行業工作了五十多年、并親歷中國汽車產業40年發展的張書林如是說。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在中華民族團結、智慧、勤勞的帶領下，中國汽車產業完成了“從無到有”、和“從小變大”的蛻變，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汽車產量僅為14.9萬輛，占當年世界汽車產量的0.4%；到2017年，汽車產量達2901.5萬輛，占世界汽車產量的29.8%，連續九年成為世界第一的汽車制造大國。但卻很少有人經歷過汽車產業發展的完整40年，就更難以體會到其中的艱辛。
正處于這個歷史節點，在汽車行業工作了五十多年、并親歷中國汽車產業40年發展的張書林，則用他豐富的閱歷，為大家還原了一個詳實的中國汽車發展史。概括而言，根據不同時期的國內主要矛盾和對外開放條件，可將1978—2018年期間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從無到有（1978—1994）、從小到大（1994—2004）、戰略轉移（2004—2018）、由大變強（2018—）。
原國家機械工業部汽車司副司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原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張書林
今天，就先講述中國汽車“從無到有，奠定基礎”的階段，而這一歷史時期要追溯到1978年—1994年。
1978年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汽車在中國并未形成一個產業。盡管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就開始扶持汽車工業的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國汽車工業總體很弱小，在車型上也基本只限于卡車。
1978年之前，我國汽車工業總體很弱小，在車型上也基本只限于卡車
改革開放以后，發展的洪流滾滾向前，人民對汽車產品需求的欲望也在不斷增長。要不要鼓勵轎車進入家庭？這是當時的時代命題。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國家最終決定要引進技術，發展轎車工業。于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當時中國整體還處于封閉的大環境下，外資抱著謹慎和保守的態度開始陸續進入中國，先后形成了北汽克萊斯勒、上汽大眾、一汽大眾等中外合資企業。
北京吉普是中國汽車歷史上的第一家合資車企
在引進外資政策的推動下，中國汽車產業開始緩慢發展。1979年，中國汽車產量是18萬輛，車型主要是卡車。直至1992年，經過14年的發展，全國汽車總產量才超過百萬輛。1994年，全國汽車總產量達136萬輛，其中轎車產量僅20多萬輛。
分析這組緩慢增長的數據，背后的原因與當時所在的歷史環境不無關系。
第一，在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下，政府用行政手段管理企業和市場，難以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分稅制的經濟體制，以及中央對地方調控手段不完善，各省市建立汽車廠的熱情空前高漲，造成了汽車廠點過多、分散，低水平重復建設、重復引進的局面。以1993年為例，全國汽車生產企業已達124家，但其中產能在萬輛以上的企業僅有33家。
第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轎車產業基本是從零起步。由于沒有汽車產品的個人消費，導致市場規模無法形成，影響了外資企業和自主發展的信心，汽車工業無法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也不能形成市場競爭的基礎條件。
第三，當時的汽車和零部件企業全部為國有企業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中外合資的資源基本被國有企業壟斷（這種現象一直延續至今）。中國汽車產業的自主發展受到局限。
第四，在合資企業中，中方并不掌握轎車（乘用車）的研發和大批量生產技術與管理技術。外方一旦成為主導，中方的自主發展必會受到抑制。例如，北汽公司與克萊斯勒合資后，北汽公司就無奈放棄了原來打算用引進技術升級改造“北京212吉普”的計劃，以致造成終生遺憾。
基于上述阻礙汽車工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國家認為有必要制定一部產業政策，來引領處于迷茫中的中國汽車產業。1994年，新中國第一部汽車產業政策——《汽車工業產業政策》頒布。這部產業政策主要針對當時的主要矛盾制定，針對性和時效性十分明顯。
為了盡快形成市場規模，該政策首次提出鼓勵汽車個人消費，明確了以轎車為主的汽車發展方向，并重點支持已合資的轎車項目盡快建成投產；同時還對合資企業規定了外匯平衡的要求，并對合資產品的最低國產化率和外資所占股比上限設定了紅線。這些條款為我國汽車產業的自主發展留出了空間，并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94年，《汽車工業產業政策》正式出臺
《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的出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作用：
其一，第一部汽車產業政策的頒布，意味著中國汽車產業從封閉發展進入半封閉發展時代，并完成了轎車從無到有的建設過程。
其二，對于新建轎車項目停止審批的規定，意味著我國汽車產業開始進入長期艱難的產業結構調整歷程。
其三，外資的進入和個人消費市場的開放，意味著我國長期執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其四，對整車和發動機外資股比的規定和同一外資設立同類產品合資企業數量的限制，為我國企業的自主發展留下了空間。
其五，鼓勵轎車個人消費（進入家庭）和市場目標的規定，為外資和自主企業發展增添了信心。
其六，外資帶來的轎車研發、生產技術和產品，以及零部件對外資的全面開放和對整車產品的國產化要求，都為我國汽車產業的自主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部產業政策執行的10年間，我國汽車產量翻了兩番（達到507萬輛），轎車產量翻了三番（達到203萬輛）。但接下來，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入和產業的縱深化發展，新的矛盾再次出現，第一部產業政策的調整也勢在必行。
度過了處于摸索的“從無到有，奠定基礎”階段，中國汽車產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又暴露出新的矛盾。下一期，將繼續回顧中國汽車產業進入2000年后，開始轉向“從小到大，與時俱進”的發展路程。
（作者張書林，系原國家機械工業部汽車司副司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原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在汽車行業工作了五十多年，是中國汽車產業40年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