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外來常住人口首現負增長 專家:非人口拐點

    原標題: 滬外來常住人口首現負增長 專家稱并非城市人口拐點

   素有“人口吸泵效應”的一線城市，人們早已習慣了它的繁華——街頭華燈璀璨，高樓林立；路人行色匆匆、步履不停。當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人口數量依然有增無減時，上海的人口數量，卻在悄然之間發生了變化。

   日前，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至201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15.27萬人。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433.62萬人，同比增長0.3%，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萬的外來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近15萬。

    這是15年來，上海首次出現外來常住人口的負增長。

    誰離開了上海？

   產業結構調整首先造成一部分勞動力的遷移。以寶山為例，南大、吳淞等重點轉型區域近年來轉型力度不斷加大。通過關停并轉三高一低（高污染、高風險、高能耗、低產能）的企業，集中調整了一批外來務工人員。再如浦東新區原南匯地區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衣廠非常多，通過近幾年的產業調整，也分流了一大批外來務工人員。

   根據大數據咨詢機構數聯銘品首席經濟學家陳沁列舉的數據，上海2015年6個重點行業的工業現價總產值低于2012年，而這幾乎都是產業工人最聚集的行業。比如石油和精細化工行業近三年間下降了15%、鋼鐵下降了26%，僅2014到2015年一年，石油和鋼鐵行業的總產值就分別下降了11%和20%。此外，去年上海建筑業竣工面積下降4.3%，意味著建筑工人需求量萎縮，農業產值下降12.7%，“轉行”務農也不太現實。

   2014年時，上海的人口增速就已在一線城市中排名靠后。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曾增加30萬人，總量突破990萬人；但次年就只有約6萬人的增幅，去年更下降到了981.65萬人。

   除了產業結構調整，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外地來滬人員選擇離開上海。在金融國企做營銷相關工作的白領周宛，一家人來到上海已有六七年。“壓力比較大，很難融入環境，每天都覺得緊張。”周宛在今年年初選擇了離職。她選擇了去重慶，換個地方調整心態，“在火鍋和3D迷幻軌道里體驗一下不同的人生。”做舞臺劇音樂設計的煜杰為上海濃郁的文化氛圍而來，“但買房實在太難”，煜杰在今年選擇回到了家鄉武漢。

    為何選擇離開？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研究所所長郁鴻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15年減少的15萬上海外來常住人口中，以外來務工人員居多，背后的原因有三：產業結構調整、違法建筑整治和群租房的整頓。

   他表示，近幾年上海在實行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后，低能級的制造業在萎縮，相應的企業轉移出去，用工就會減少。此外，上海在拆除違法建筑，一些城中村里面存在亂搭建現象，拆除后減少了很多非法經營或者無證經營的企業，再加上整頓群租房，相應的人口隨之減少。

   上海財經大學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陳媛媛說，外來人口運動軌跡與上海產業結構的變化脈絡有比較大的相關性。陳媛媛重點研究方向是外來人口的子女就學問題，她在調研中發現，很多情況是孩子回去了，大人并沒有回去。

   來自江蘇宿遷，在寶山區南大路開童裝店的王女士就是如此。她有一個11歲的女兒在老家上學，還有一個三歲半的兒子，也打算送回老家上學，自己留在上海繼續開店。

   此外，上海生活成本高已是不爭的事實。人力資源咨詢機構ECA國際的一項生活成本調查顯示，上海已經躍升亞太地區外派人員生活成本較高的城市。

    人口拐點已至？

    陳媛媛說，這不是一個絕對的拐點。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也表示，不認為2015年是一個拐點。“減少15萬人，相對于2400多萬人的全市常住人口，是非常微小的波動，是最近兩年來主動調控的結果，不代表上海人口發展進入了長期向下的拐點。”

   周海旺稱，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幅達到66萬人，對城市發展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比如軌道交通的擁擠、醫院看病難、房價瘋漲、城中村違法搭建、市中心群租等等。

   “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底線”被明確寫進“十三五”規劃綱要之中，設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須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

   “這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周海旺表示，上海從2010年開始，外來人口增速就一直在放緩。2010年到2020年這十年，通過實施嚴格的人口調控政策，可以逐步使人口發展與上海城市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人口調控，不單單是數量上的，還要綜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教育結構、職業技能、勞動力供給等方方面面的需要。從長遠來看，上海的人口發展將納入法制化、市場化的軌道。”

    硬幣的兩面

   “理論與實踐都已證明，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規模擴大，可以創造規模效益和集聚經濟。”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說，根據我們研究，到目前為止，我國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仍能創造較大的規模效益，而且規模最大的上海規模效益也最大。長期以來，這些大城市戶籍人口的自然增長基本上都是負增長或低增長，其人口增長主要是依靠外來人口的遷移增長。這些大城市的規模效益離不開人口增長、規模擴大，其人口增長、規模擴大又主要是由外來人口的增長貢獻的。

   王桂新說，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已形成一個規模龐大、流動性很強的低端勞動力市場。外來人口特別是那些低端勞動力基本上都是以非正規就業形式、就業在這一層次勞動力市場。他們本來就是不斷流動的，其流動性特征正好與這一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相吻合。

   人口專家表示，如何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與保障勞動力來源、保持城市活力方面取得平衡，將是對城市管理者的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