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呼吁提高農業質量效益

“背著白菜上兩會”說明了啥

兩會代表委員呼吁提高農業質量效益

□ 本報記者 何 可

3月2日，在一場兩會代表委員的座談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譚志娟從背包里掏出了一棵大白菜。

無獨有偶，同場就坐的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劉嘉坤，也拿出了從不離身的金銀花。

兩位從農業、農村走出來的全國人大代表，都熱衷于在各種場合推薦“自家”的優質產品，講述生態、有機的“特別之處”。

眾所周知，作為農業大國，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領土，有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還有著3萬多種的高等植物。然而，生活在這個國度的百姓，卻因為擁有一棵無農殘的白菜和一株干凈的金銀花而慶幸。這種強烈的對比和反差，揭開的是我國農業低端供給的“傷疤”。

2月5日，改革開放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19份中央一號文件由新華社受權發布，為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了方向。文件提出，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來自四川省涼山州的全國政協委員阿什老軌對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是：“好的東西多起來”，推動農業由數量增長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轉變。

“耕地質量退化是潛在隱患”

讓“好的東西多起來”，首先離不開肥沃土地的滋養。我國以7%的土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在糧食生產過程中，在不斷向土地要產量的同時，我國耕地質量嚴重退化。

“時常有人問我，糧食單產比上世紀80年代提高了很多，怎么能說土壤肥力下降了呢？”譚志娟向記者提供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目前糧食單產比1982年增加了3.2倍，化肥增加了5倍，農藥用量增加了17倍。“大部分耕地30多年來從未施用過農家肥，名副其實地成為了‘衛生田’。”

“如果將除草劑列為農藥，全國18億畝（1.2億公頃）農田不用除草劑處理雜草的土地，估計連1‰都不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向中國質量報記者透露，“當前，各種作物、蔬菜、果樹、茶葉幾乎都離不開農藥，實際上是陷入了農藥誤區。”

這些年來，我國農業生產一直堅持高投入高產出模式，耕地長期高強度、超負荷利用，耕地質量呈現出“三大”“三低”態勢——“中低產田比例大、耕地質量退化面積大、污染耕地面積大；有機質含量低、補充耕地等級低、基礎地力低。”

譚志娟拿耕地數量和質量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耕地數量的減少是“斷指、斷臂”的硬傷，容易引起公眾的重視；那么，耕地質量退化是潛在的隱患、是內傷，其后果更嚴重，治療起來花錢也更多。

去年農業部發布的《全國耕地質量等級情況公報》顯示，我國耕地面積中有5.10億畝（0.333億公頃），耕地基礎地力相對較差，生產障礙因素突出，短時間內較難得到根本改善，應持續開展農田基礎設施和耕地內在質量建設。

李克強總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一以貫之地要求加大對耕地的保護力度。

由此可見，改善耕地質量，注重“大地母親”的身體狀況仍然任重道遠。

“不是產量過剩而是低品質比重太大”

今年兩會，九三學社以界別提案的形式，提交了《關于發揮市場作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建議》。

提案指出，九三學社在調研中發現，在當前糧食庫存高企、國內外農產品價格倒掛，新糧難儲、陳糧難出等背景下，一些地方片面認為產量高、庫存多就是糧食生產過剩了，紛紛把壓縮糧食種植面積作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措施。

“這種做法看似合情合理，但沒有準確理解糧食呈現結構性過剩的實質，如適宜生產面包等深加工優質糧食總體不足，需要大量進口。”提案寫道，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優質強筋小麥需求量在650萬～800萬噸，而國產總量僅350萬～450萬噸，每年需進口300萬噸以上。因此，當前實際情況不是糧食多了，而是低品質糧食比重太大。

全國人大代表、今麥郎面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范現國在談到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表示，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種植應該更精準，進一步提升農產品質量，提升農業產業鏈價值，讓更多優質農產品上餐桌。

耕地之上，高品質產品的產出問題還發生在中藥材種植領域。全國政協委員、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王旭東對中國質量報記者表示：“如果不改變供給形式，中醫將亡于中藥。”

“如果以歐盟的農藥最大殘留標準來進行對比的話，部分樣品農藥殘留超標比較嚴重。”劉嘉坤跟王旭東有著同樣的擔憂，他告訴記者，目前在國內，中藥材種植環節普遍使用化肥、農藥甚至除草劑，中藥材中有害物質殘留超標、質量和藥效下降。“即使醫術高超的老中醫，也因中藥材質量的下降而束手無策。中藥材生產的技術和質量已經影響到了中醫藥的生死存亡。”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發揮“質量的力量”

在耕地質量退化、低品質產出過剩的情況下，農業如何從供給端發力呢？

全國政協委員馮平對記者表示，在整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先進的農業技術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過去我們的農業技術主要注重糧食數量的增長，今后要數量、質量和效益并重，要圍繞整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進行農業技術研究和推廣。”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與幾年前馮平在海南的一次調研有關。“當地一個農技站的站長跟我說，除了農業技術的推廣，他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化肥農藥的推銷，而且這項工作還與收入掛鉤。”馮平說，如果沒有辦法讓兩者脫鉤，農技站只能給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幫倒忙”。

“讓好東西賣個好價錢。”阿什老軌認為特色農產品在供給端有巨大的潛力可挖，“切實加強標準化建設，實行從產地到市場準入質量安全全程標準化控制，穩定農產品內在質量，構建品牌營銷體系，創建一批民族特色農產品品牌，把民族特色農產品打造成金字招牌。”

“大米庫存嚴重，但五常大米卻供不應求；柑橘銷路不暢，但贛南臍橙卻從不愁銷。”全國政協委員劉平均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是優質高效的供給，過去我們主要靠投資、消費、出口來拉動經濟，但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供應高效和優質產品，將市場的需求作為努力的方向。

“我國有2000多個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其中95%以上都是農副產品。這些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中很受歡迎，是我國農業走出去的拳頭產品。”在劉平均看來，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農副產品區域品牌化，都是提升農業供給質量的寶貴經驗。

劉平均說，過去農業強調提高產量，現在應該把質量放在最前面。 《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