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形勢下市場監管系統國際科技合作大有可為

□ 江 麗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國經歷了極不平凡的3年，尤其是進入2022年，國際國內形勢尤為復雜嚴峻。當前，疫情帶來滯后性影響，需要高度關注。

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市場監管系統國際科技合作也會受到影響。《“十四五”市場監管科技發展規劃》中提到，目前市場監管科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薄弱環節體現在：對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市場監管科技創新體系需要進一步健全完善；市場監管與前沿新技術的融合程度仍然偏低，監管科學化、精準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頂尖創新人才不足；市場監管科技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促進高水平開放中的支撐作用亟須進一步發揮。面對如此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環境，挑戰即機遇，筆者認為，國際科技合作仍大有可為。本人結合參與科技部國際合作兩個專項的實際工作，有以下思考與建議。

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大有可為

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的一個深刻影響，即公共產品日益短缺。從疫情初始的口罩、呼吸機等個護和醫護用品的短缺，到后期疫苗供應的短缺和新冠藥物的研發滯后，充分證明了全球公共產品面臨短缺。二戰以后，全球公共產品的研發與提供主要基于發達國家經濟體確立的國際科技治理規則，經濟實力較強的發達國家通常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技術研發與提供者。但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國際化進程，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越來越具有話語權，同時發達國家近幾年來興起了以英國“脫歐”和美國“退群”為代表性事件的反全球化和民族主義，導致傳統的公共產品提供機制受到較大影響。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大的機遇。

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市場監管系統通過國際科技合作，在積極主導和深度參與公共產品的研發與提供方面大有可為。市場監管本身就是一件博大精深的“公共產品”，尤其是計量、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領域，本身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屬性，圍繞疫情在全球醫療、生命科學、新能源、食品與農業安全等領域產生了諸多涉及全球民生與福祉的需求。市場監管系統可通過雙邊和多邊機制，發揮系統內3個國際科技合作基地的優勢，統籌現有60個國家市場監管重點實驗室，參與“一帶一路”相關國際科技合作機制，通過NQI協同創新和繼承應用關鍵技術，在計量、標準、合格評定、檢驗檢測方面積極主導公共產品的研發與供給。今年比較突出的系統內外的公共產品案例包括：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發布了《體外診斷檢驗系統—核酸擴增法檢測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冠狀病毒2（SARS-CoV-2）的要求及建議》（ISO/TS 5798∶2022）國際標準，該標準由市場監管總局（標準委）組織華大基因、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等單位提出并聯合全球專家共同研究制定，是ISO發布的首個專門針對新冠病毒檢測的國際標準；截至今年4月底，我國新冠疫苗海外年產能已達10億劑，正有力引領國際抗疫合作；近年來，我國在倡導并積極踐行“全球疫苗合作行動”的同時也在積極研發廣譜疫苗；7月，國際鐵路聯盟（UIC）發布實施了由我國主持制定的UIC標準（高速鐵路設計基礎設施/IRS 60680∶2020）。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如果能夠再布局研發和提供一批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全球公共產品，將使市場監管系統在我國國際科技合作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應對供應鏈危機方面大有可為

新冠肺炎疫情最為深遠的影響還包括供應鏈斷鏈問題，從生產分工體系的崩潰到物流運輸環節的中斷，從原料難求到集裝箱貨柜上漲至天價，而俄烏沖突使供應鏈危機更加惡化。中國也深受供應鏈危機影響。根據德勤的一份研究報告，全球約有75%的公司提前撤回在海外的工廠，在靠近本國的地方設廠，供應半徑在逐步縮短，區域集中度越來越高，去全球化趨勢在加強。全球產業鏈主要布局者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與其區域內國家簽訂了大量高水平區域自貿協定，強化了產業鏈的區域屬性而非全球化屬性。

筆者認為，面臨供應鏈危機，我國市場監管系統的國際科技合作發力點有兩處。

第一，通過合作研發數字貿易便利化技術，促進數字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研發能夠簡化貿易程序、及時發布法律和規定、降低交易成本的數字化技術，推動數字證書、電子簽名等國際互認，推動數據跨境流動；積極主導和參與國際化標準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海關組織等貿易監管部門關于數字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技術交流和信息溝通，在數據交互、業務互通、監管互認、服務共享等方面研發國際標準，開展科技合作，為數字貿易監管體系做好科技支撐。

第二，積極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本地化創新合作，為供應鏈中最具創新能力的商事主體提供有利于技術創新的營商環境，實現供應鏈的“內循環”。供應鏈頂端的商事主體包括跨國公司、獨角獸企業和具有強大科技創新能力的企業，在專利、標準制定、要素聚合能力方面具有絕對優勢，主導全球資金流、物流。這些企業的科技創新很多是在中國本土環境下完成的，產品研發越來越依賴于本地供應鏈，并兼顧中國市場本土化需求。比如有一些優秀的國外科技創新公司長期堅持“在中國、為中國”的經營理念，其實也是在為中國建設全球供應鏈。市場監管體系應該引導這些跨國企業、頭部企業在中國繼續完成科技創新，并首先讓中國本土受益于其創新成果。

培養復合型的市場監管國際合作人才大有可為

市場監管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包括構建統籌協調的創新資源體系、科研攻關體系、創新服務體系、創新開放體系和科研生態體系。這不僅需要某個領域的專才，也需要能夠深刻掌握市場監管理念的國際化復合型人才。此類復合型人才能夠對人、財、物等資源要素進行高效配置，能夠創新市場監管科技服務模式，能夠推動市場監管系統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能夠積極參與國際科技組織事務、推進全球科技治理體系建設。筆者從事國際科技合作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人到用時方恨少。我們不缺高科技人才，缺的是復合型國際合作人才。新形勢下，人才培養面臨很多困難，原有的人員交流渠道受阻甚至中斷。比如有的部門目前有2/3的國際合作項目無法開展正常的人員交往，有些需要現場共同完成科研工作的項目不得不擱置等。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應當更加富有創造力和建設性地開展人才培養，建議可在以下兩方面進行探索。

一是探索和建立科技類國際合作組織高端人才培養機制。市場監管體系相關的科技類國際合作組織資源十分豐富，涵蓋計量、標準、檢驗檢測、認證認可等多個領域。這些國際組織在全球范圍內主導市場規則，推動國家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發展，在全球科技治理的議程設置和規則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話語權。建議探索建立國際科技組織人才能力矩陣和評價體系，尤其是培養能引導議程設置的人才，并建立相應的智庫和人才庫，探索與國際組織聯合培養人才的機制，拓寬任職范圍，從技術崗位到行政管理崗位都可覆蓋；與高校和科研院所聯合開設市場監管與科技治理課程，培養對市場監管理念有國際視野和實操經驗的高端人才。

二是培養能夠引領全球協同創新發展的人才。科技發展不僅僅是某項技術的創新與發展，更是科技創新成果與知識經驗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共享。全球化的實現條件就是產業鏈、供應鏈的國際協同創新發展，獲得合理分工。追求單項科技成果的先進性和示范性不能增強一國的話語權，本國的科技實力也不能以一兩個科學大咖和某幾個領域來做代表。只有當該國的技術標準和科技體系獲得世界范圍內的協同發展才能形成虹吸效應，成為眾人向往的創新圣地。

1985年美國科學家發起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創了當代大科學協作研究的時代，之后有歐盟發起的“研究、技術開發及示范框架計劃”，中國發起的亞太、亞歐、亞非地區協同創新網絡體系，“一帶一路”國際科學家聯盟等，都是全球各界共同實現科技協作創新的大計劃。中國科技實力的迅猛發展，也受益于參與全球協同創新發展。假設中國當年缺席人類基因組計劃，今天的單人單管核酸檢測價格不可能降至十幾元。

市場監管系統的科技人才應當積極參與到大科學研究所需的資金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合作中，對大科學研究的規律和要素進行探索，推動政府、跨國企業、科技組織、區域性和全球性國際組織等重要創新主體間的協同合作。市場監管系統應當為大科學研究培養和輸送能夠參與和主導協同創新的人才。

綜上所述，盡管當前國際形勢下國際科技合作面臨諸多困難，市場監管系統仍可憑借其資源稟賦、獨特職能和定位、較好的國際合作基礎在國際科技合作中大有可為。我們期待我國市場監管系統能為世界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為重塑供應鏈、建立區域創新網絡作出貢獻，更期待為中國培養和輸送優秀的復合型國際科技合作人才。

（作者單位：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

《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