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打假多年,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假貨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但中國已經到了必須解決假貨問題的時候。”在多年擔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之后,新當選的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帶著“嚴懲假貨犯罪”等多份提案上會。
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指出,“2018年將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絕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
作為新任委員,朱新力為何如此關注假貨問題?“我真切地感受到假貨問題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它的腐蝕性很強,長此以往,將影響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誠信,從而影響它的健康成長。”朱新力指出,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嚴厲打擊制假售假行為,不僅涉及到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更關系到國家形象。
那么如何真正徹底治理假貨?朱新力在提案中指出,假貨治理是一個綜合性事業,借鑒治理酒駕的成功經驗,確立嚴刑峻法的打假模式是治理假貨的必備內容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
假貨泛濫亟待治理
中國的假貨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根據阿里巴巴公布的數據,2017年全年,其累計向全國公安機關推送遠超5萬元起刑點的涉假線索1910條,協助抓捕涉案人員1606名,搗毀窩點數1328個,涉案金額約43億元。
而阿里巴巴也只是假貨的眾多銷售渠道之一,還有諸多更加難以監控的網上銷售平臺,以及規模更大、更分散的線下市場,中國的假貨犯罪正在愈加猖獗,假貨問題比想象中的更加嚴重。
近期,河南假冒避孕套、貴州灌裝假茅臺、莆田假鞋鬼市等假貨問題頻頻曝光,輿論高度關注。據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委員蔣洪峰等多名兩會委員、代表通過線下暗訪的方式到廣東白云皮具城進行了一場特殊的“履職”,而真正見到現場的假貨泛濫情況,代表們依然直呼“觸目驚心”。
朱新力此前一直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任職,但從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到全國政協委員,不一樣的身份賦予了他不同的職責和使命。“目前我國治理假貨的刑罰模式缺陷明顯,存在定罪標準唯數額論、犯罪黑數高、法定刑過輕、犯罪成本低等問題。”朱新力在提案中明確指出。
阿里巴巴近期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7年,阿里巴巴排查出了5436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的疑似制售假線索。其中,執法機關接收1910條,已經進行刑事打擊的有740例。但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只有63例,而這些案件的平均辦案時長約344天,共判決129人,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緩刑,緩刑率高達81%。
朱新力表示,制假者會通過貨物、商標分離,分散生產、售前組裝,訂單化生產假貨而不囤貨等方式,減少被查獲的假貨貨值,規避刑事風險;而“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等假貨類犯罪的定罪標準,都需要三萬或五萬的金額,“唯數額論”給犯罪分子留下惡意規避法律的空間。與此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對制假售假者的緩刑適用比例偏高,難以產生威懾效果;且對制假售假者只能判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違法成本極低而獲利頗豐,懲罰不力,導致假貨類犯罪的累犯、再犯現象嚴重。
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2017阿里巴巴打假年報》分析指出,各地制假售假團伙為了逃避打擊,反偵查能力和意識不斷加強,跨國境、跨平臺流竄的現象日益嚴重,是目前打擊難度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打假要從源頭打擊、全社會綜合治理也正逐漸成為多方共識,也有越來越多業內人士開始呼吁,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占有的比重不斷提高,消費升級也成為當下的緊迫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供給側不能給人們提供質量可靠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產品,消費升級所帶來的紅利也只能轉移到海外市場,甚至是被假冒偽劣產品所掠取。
據媒體報道,打假業內專業人士分析指出,線下假貨產業帶分布開始呈現廣泛性、區域性、行業性、領域性,從業青年人居多、社交平臺成為新的假貨洼地等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教授,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認為,要發動一場人民戰爭,動用所有的力量,體制性地解決假貨問題。
對于立法端該有的改善,朱新力在提案中給出了兩點對策和建議。第一,降低入罪門檻,適度擴大打擊范圍。包括刑法的定罪標準從唯數額論轉向多元化,將“多次制假售假”、“受到過行政處罰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為定罪標準。
第二,加重法律責任,增加違法成本。一是明確設定適用緩刑的條件,以限制適用緩刑;二是取消倍比制罰金規定,提高罰金數額;三是強化附加刑的力度,增設終身禁止從業等規定;四是建立黑名單制度,將制假售假者從市場生產活動中徹底排除;五是設立更高的懲罰性賠償措施,以經營額為計算基準,實現“一次造假、終身負債”的經濟制裁。
“只有堅持像治理酒駕一樣的理念,通過嚴刑峻法表達國家對假貨零容忍的態度,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假貨問題,實現‘天下無假’的美好愿景。”朱新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