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任何發“疫情財”“國難財”的行為，注定會被發現、被懲處，而它們增加額外的防控成本和傳播風險，影響整個疫情防控的節奏和效率，甚至會讓無數人“陪跑”。

6月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發布4起依法懲治妨害疫情防控保障犯罪典型案例。這4起案例分別為胡某某假冒注冊商標案，朱某甲等人涉嫌假冒注冊商標案，高某某、田某某非法經營案，龔某某詐騙案，主要涉及假冒注冊商標制作醫用防護服予以銷售、假冒并銷售他人注冊商標的新冠抗原快速檢測試劑、哄抬民生食品價格牟取暴利、利用社區團購發“疫情財”等違法犯罪行為。

防疫物資和生活物資的供應，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環節，關系著防疫的效果和效率以及百姓的健康和生活。假冒他人商標生產銷售防護服、新冠抗原檢測試劑，其產品質量可想而知；使用這樣的防疫物資能否有效阻擊病毒，則要被打上一個不小的問號。民生物資保障關系到諸多家庭尤其是居家隔離人員的基本生活，手中無糧心中會慌，一些人正是利用了百姓的心理和現實需求，賺得盆滿缽滿，只計所得、不計后果。

實際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各種利用疫情和防控政策實施的造假、詐騙、哄抬價格等事件不時發生，最高檢也公布了不少典型案件，有謊稱能代買醫用口罩或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口罩的，有打著“慈善救助”“社區團購”等旗號實施詐騙的。不難看出，有些商家、人員把疫情當成了發家致富的“良機”。

這些行為是讓人不齒的。

毫無疑問，新冠病毒和疫情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對抗敵人的正確姿勢是同仇敵愾、各司其職——醫生要做治病救人的事，志愿者要做服務公眾的事，核酸檢測機構要做篩查檢測的事，商超要做物資供應調配的事；感染者要配合流調、配合治療，普通人也要積極配合各種防疫政策……如此，我們才能編織一張牢固的疫情防控網。但讓人氣憤的是，總有人打著自己的“小九九”，把疫情當成發財的“良機”。這樣的人某種角度上成了疫情的幫兇、病毒的“戰友”，拖了整個防控工作的后腿。

這些人的這些行為也是法律所不容的。

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詐騙他人錢財、哄抬物價等，是現實生活中比較常見的違法犯罪行為，只不過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相關行為有了新的載體和形式。比如，生產的多是假冒偽劣的防疫物資——口罩、防護服、檢測試劑等；詐騙的方式和話術多了——有人冒充任課老師混入家長群，發布虛假培訓通知騙取培訓款；有人冒充海關、物流公司、快遞等客服，以物品因疫情滯留或需要檢查等為由，要求相關人員提供資金保證、繳納相關費用等。

必須明確的是，類似不法行為就算換了“馬甲”，照樣會被揪出來，照樣要面對法律的制裁，就像最高檢相關人員指出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莫僥幸，被捉必嚴懲”。而且，因為涉及疫情防控、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相關人員很可能面臨“頂格”處罰——這一點，在以往的一些案例中有所體現。

疫情防控本就不是一件能造假、能發財的事情，任何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任何發“疫情財”“國難財”的行為，注定會被發現、被懲處，而它們會增加額外的防控成本和傳播風險，影響整個疫情防控的節奏和效率，甚至會讓無數人“陪跑”。就像有人故意隱瞞行程、軌跡，造成疫情的隱匿傳播；有人偽造行程碼、偽造核酸陰性證明，導致新的聚集性疫情；有第三方核酸檢測機構造假，導致核酸異常人員無法被及時、精準篩出，拖慢“清零”速度等。

上述典型案例，是最高檢發布的第十八批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公布這些案例，是為了指導各地的司法實踐活動，震懾更多的潛在違法者；是為了讓公眾知道有哪些新的涉疫違法犯罪行為和動向，提高公眾識別騙局、規避風險的意識；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掌握防疫的正確姿勢，進而凝聚更強大的防疫力量。

任何時候，法律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線。疫情不是任何人發家致富的機會。

(責任編輯: 陸明 )